3月8日零时，自伊朗输入的宁夏中卫新冠病例在上海期间的86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集中隔离观察，无人确诊。得知这一消息，上海市疾控中心内负责该病例密接者追踪的10多名“追踪办”工作人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月26日深夜，当“上海紧急追踪一例宁夏中卫新冠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的消息刷屏时，上海市疾控中心1号楼726房间内，10多名“追踪办”工作人员正在此起彼伏地接打电话，以期尽快锁定密接者、采取集中隔离措施。这一忙，就是一个通宵。

　　通宵追踪病例密接者

　　2月26日下午，当上海市疾控中心应急处副处长黄晓燕收到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疾控中心有关密切接触者协查函时，“追踪办”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追踪办”工作组从流调报告中初步得知，这一输入性宁夏确诊病例在上海住过宾馆、去过超市、在火车站旁边的小店用过餐……如此“丰富”的活动轨迹，意味着更多的密接者和更大的追踪量。

　　兵分三路，10名“追踪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追踪：与海关、交通等部门联系，获取与病例同航班人员的信息；请公安部门提供密切接触者人员信息，逐一联系并协调属地进行隔离医学观察；请宁夏方面补充病例流调工作，尽可能地提供病例在上海的行动路线……

　　根据各方反馈，工作人员很快拼凑出了这名确诊病例在上海的活动轨迹。在紧急联络病例涉及场所的同时，现场调查组也同步开启了各项工作。病例入住宾馆期间，与哪些服务人员密切接触过？去超市购物期间，除了与收银员接触，病例周围是否还有其他人活动？这些都需要现场调查组的协同作业。追查往前推进，问题也随之而来：病例提及的火车站旁的超市有两家，他去的到底是哪一家？病例办电话卡的时候，曾和一名营业人员近距离接触，但这一点宁夏的流调报告中并未提及……

　　一通通电话和现场工作组人员的协同努力后，疑问终于一一解开。12小时后，63名密切接触者首先被锁定；36小时内，86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被找到并落实集中隔离。

　　隐身幕后追踪锲而不舍

　　与此次疫情中流调队员们开始为人们所熟知相比，隐身在幕后的“追踪办”成员们面对的是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和一张表格，一个个打电话、一次次自我介绍并说明情况，也可能是一次次的电话被拒接。

　　尽管如此，队员们仍锲而不舍。每一个细节的核实，都可能意味着大量的幕后工作。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密接对象的手机号码或住址，需要和有关部门来来回回联系四五次才能确定；为了让一些心存戒备的密接者给出真实的居住地址，“追踪办”队员们得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与对方迂回“攻心”，直到对方坦诚相待。

　　一次，“追踪办”队员朱银泉根据相关表格致电一名密接者了解情况，对方称自己身体一切正常、没有任何不适，目前正在居家隔离中。这时，坐在旁边的队员乐孙阳听到了朱银泉口中报出的名字，立刻核对信息并当场指出对方并没有如实告知。原来，乐孙阳经手的追踪案例中，一名确诊患者和朱银泉刚刚致电的密接者名字一模一样！双方经过信息比对发现，这名称自己一切正常的密接者，已经被确诊并进入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疗。

　　早一分钟联系上密接人员，就少一分传播疾病的可能性。疫情开始至今，默默隐身幕后撒网捕鱼的“追踪办”成员们，已累计追查了1.2万余名密切接触者。而在上海的300多名确诊病例中，有1/3来自于这些被及时采取了集中隔离措施的密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