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绿皮火车抵达武汉时，天还没亮，外面灰蒙蒙的。这是《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对武汉的第一印象，“好像被投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3月3日晚，终于被获准进入武汉拍摄的范士广与领队柯丁丁、摄像周圣乐、编导谢抒豪，从上海南站出发。这次出行，他瞒着母亲。“现在想来有点后怕，因为一直的拍摄方法是蹲守式、沉浸式拍摄，相当于天天在‘红区’里头。”所谓“红区”，是指重症病区，是感染风险最高、最危险的区域。

　　昨晚，历经一个半月的剪辑及后期制作，纪录片《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首集《红区》率先与观众见面。坐在威海路上的纪录片工作室中，范士广提起了他极为敏感的两个数字：28天——这是摄制组在武汉蹲点拍摄的总天数；3万分钟——这是团队拍摄积累的总素材时长。

　　拍摄计划从一集变到六集

　　在绿皮火车上，范士广与谢抒豪一开始只计划拍摄一集。“后来从一集变两集、四集，因为拍摄的内容越来越多了。”谢抒豪说。实际上，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有过在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医疗机构的蹲点经历。抵达武汉后，这支四人的团队立刻分工，一队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队去金银潭医院蹲守拍摄。后来陆续来了其他成员，在雷神山、金银潭、光谷蹲守了近一个月。最终敲定下来的《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共六集，前四集《红区》《相逢》《脸庞》《雷神山往事》都有关武汉抗疫的点滴；后两集《我要找到你》《我会陪着你》将镜头转回上海，主要聚焦疫情暴发后，上海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快速应对。

　　范士广是调查记者出身，冲到抗疫前线，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他也坦言有过害怕：“每次穿防护服都拉一位护士仔细帮我检查，就像强迫症似的。”最危险的一次，是跟拍一位进病房进行心理疏导的医生。“他和病人在那里沟通，我进去不到1小时，就突然感觉呼吸不过来，坐在椅子上感觉快睡着了。”

　　每次出入“红区”，摄像设备都需要经过严密的消毒。因此在武汉拍摄过程中，50%的镜头都是由手机完成的。“大机器很笨重，也经不起浸泡、擦拭，于是有时拿手机拍。”范士广回忆道，“毫不夸张地说，每次消完毒拿到手机，它都是在滴水的。赶忙开机后看到图标，总算松了口气，素材还在。”时至今日，他的手机里依然保存着难以计数的拍摄片段。

　　纪录片不能只有宏大的叙事

　　在医院蹲点的经历，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范士广对纪录片架构的最初想法。“作为导演，天生就要拍有表现力的人物，要拍好的故事。但疫情下，除了这些，个人的感受才是最珍贵的。”在范士广看来，记录疫情中发生的一切时，“不能只有展现人类和疫情抗争的英雄主义叙事。”

　　让这一想法变得具体的是一名华山医院的护士。“她照顾的一位病人，一开始还能和家人打电话联系，后来突然病重、过世了。手机锁在柜子里，不停有电话打过来，有铃声、有振动，直到40分钟后，耗完电量，才不响了。”范士广说，这个画面会让人不停地去回想，“纪录片不能只有宏大的叙事，这会忽略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一天后，范士广与同事们启动了“百人采访计划”。在他看来，上海援鄂医疗队每个人的故事都弥足珍贵。于是，他们白天蹲点医院，夜晚采访医护人员，这就有了第三集《脸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是第83个采访者。“他一说到武汉，就流泪了，说刚到武汉那天，车辆行驶在高架上，空无一人，这哪是一个特大城市的景象啊。”范士广特意记录下了这一幕，而这一“脸庞”，属于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

　　疫情发生后，范士广更容易被那些日常的瞬间打动。有天晚上，拍摄完回酒店，前台的小姑娘戴着口罩，抱着一把吉他在弹唱。范士广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援鄂医疗队返程那天，他从会场走出来，看到路边站着一只人扮的玩偶“皮卡丘”，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是“谢谢”两字。范士广也拍了下来，“他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就为了说这两个字。你看这颜色多么鲜亮、温暖。”范士广说，疫情之下，更显示出日常生活的温度。

　　3月31日，范士广等第一批摄制组随上海援鄂医疗队返沪。在青浦的隔离点，摄制组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的剪辑，直至现在。采访尾声，他叫住记者，“帮我们拍一张照吧”。办公室里，四五个人的团队，正在专心地剪辑第四集《雷神山往事》，“这是我们的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