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铭 / 文 

2013年8月中旬，日本电视台播了一场“矛与盾”的世纪较量--最硬金属与最强钻头的巅峰对决。故事缘起于3年前日本福冈的一家Tungsten公司（姑且叫“盾方”），号称生产出了世界第一的超硬合金，任何钻头都无法将其打穿。这还了得？但不服气者大有人在。日本钻头界（不妨称“矛方”）各大企业接二连三地前来挑战，但先后6战均以失败告终。其间，“盾方”材质不断优化，维氏硬度从第一战的HV1700至第六战已达到HV2110，第六战中的“矛方”也变换了战术--采用慢切削技术，但鏖战7小时后钻头磨损，再尝败果。

这时出现了一位挑战者，这位仅有40名员工的小老板，他拿出了应战的全新设计图纸却苦于无力生产，所幸的是有76家钻头界中小企业同行自愿加入生产队伍，大家各自拿出绝活、协同攻关，终于制造出世上最强钻头；与此同时，“盾方”也不懈怠，临阵换将，由一位仅29岁的年轻人领衔研发，终于成功研制出硬度达HV2334的新一代超硬合金，电视台播的就是第七场“矛与盾”的巅峰之战。3个小时的惊心动魄按下不表，最终胜出的是“矛方”--76家中小企业组成的联合军团！

这些拥有着不同切削高端技术的中小企业，其对技术的精进、对协作的真诚和对事业的执着，不禁令人感动和感叹！这或许就是奠定日本产业竞争力基石的“工匠精神”吧。

工匠者，手艺人也。而工匠并不一定具有工匠精神。干了一辈子工匠，倘若只是混口饭吃，没有热爱之心、专注之心、领悟之心、精进之心，何来工匠精神？所以，匠心，是汉语中最能体现工匠精神韵味的一个词。当看到一个作品或产品，到了让人惊艳、令人尖叫的地步，我们常常会用“匠心独运”来褒奖之。

而工匠，在日本叫做“职人”，“职人”从事的工作称为“工芸”，这是手艺和创意的结合、是工作和事业的结缘，所以颇得“匠心”之神韵。少一点功利心，多一些坚韧性，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

“百年老店”在国内大多给人们留?的，不是老态龙钟之印象、就是苟延残喘之窘境，而发达国家却无不以此为荣。截至2015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笔者还看到一则消息，说截至2014年，日本企业创业超过1000年历史的有7家，超过500年的有39家，超过100年的达到了21066家。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日本飞鸟时代创立的金刚组公司，这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企业竟有1400多年历史，衣钵相传至今已四十余代，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企业。这些企业长寿的秘笈，在于它们都秉持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工匠精神”！

日本和德国的“工匠精神”，恐怕最具代表性了。那么，它们的“工匠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有“阶段论”之说，认为假冒伪劣问题是许多国家市场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出现过的一种社会现象，并列举日本的“山寨”领先我国50年，“德国制造”曾是低劣产品的代名词等，似乎想说明：过了这个阶段，重品质、讲诚信便会“蔚然成风”。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但这么多百年甚至千年的老牌企业屹立不倒，一个“阶段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有“资源论”之说，认为日本资源匮乏、人多地少，不精雕细琢难以为继；而德国几乎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都靠进口，所以必须物尽其用。事实上，日本不缺乏资源，如，其海岸线长达三万多公里，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深水良港，其气候四季分明，具有丰沛且优质的水资源等。再说，世界上资源匮乏的国家多了去了，“资源论”之说同样不够充分！

有“民族性”之说，认为这是日本、德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性使然。美国学者用《菊与刀》来写日本，形象地把静美与尚武放在一起，体现了他们“注重修为”（把工作当作修炼）与“崇拜强者”（拜强者为师）的一面，或许这是滋养“工匠精神”的文化土壤；而德国人以严谨、守时、认真、节俭的民族文化特性著称于世，“工匠精神”的产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德国人，那时的东德与西德却大相径庭？

有“制度性”之说，认为清晰的产权制度是“工匠精神”诞生的基础。“百年老店”往往都是家族企业，产权明晰使其能专注于某一领域而义无反顾。当然，还有其他制度安排，如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让其保持着重技能、重实干的优良传统；又如日本的质量管理制度，当初有个叫戴明的美国人，提出了一套质量管理体系，却并没有被美国重视，而精明的日本人把他请去，并奉若神明，使得日本产品品质更为上乘、精致。

还有“价值观”之说，认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如对教育和科技的极端重视，德国工业4.0、德国人均读书量、德国诺奖数量等都是明证。再来看日本，有人发现日币上很多名人肖像，并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是清一色的政治人物，而是许多日本的思想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等。1984年以后的日元，全部采用学者肖像。将学者的肖像印在货币上，向世人传递的正是一个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和文?！

由此看来，“工匠精神”是众多因素汇集而成的产物。倡导“工匠精神”，需要市场机制的匹配、文化土壤的滋养、教育体制的创新、产业政策的配套、社会价值的引导、企业家精神的重塑，以及对新科技、新需求的敏锐、专注、创新、精进等等，不一而足。

限于篇幅，笔者只举一例。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太原的一次座谈会上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制笔大国，至今中高档圆珠笔零配件还需要进口。包括球珠、球碗和墨水，每年进口要花费2.4亿美元！

这里带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浮躁风盛行的当下，全社会都瞩目“高大上”产业，不是总理说出了这件事，谁还会关注小小的圆珠笔？类似这种情况一定不少，我们的产业政策会支持它们吗？即便有人解决了制笔的关键技术，他们会像科技功勋达人一样受到社会普遍的追捧和尊重吗？我们在淘汰过剩产业和落后产能过程中，有谁会想到还有诸如“球珠”那样的问题不能一并被遗弃？“工匠精神”需要土壤，做好一支笔，凭的是综合实力。

写到这里，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是否为自己有一个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这位母亲回答说：“是的。但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也为他感到骄傲！”